城市“年轻购物达人”在数量上不占主体,但对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大——
消费新力量,撬动供给的新引擎(聚焦年轻人消费观(下))
“95后”“00后”正踏在消费的潮头浪尖,这一点并不新奇。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消费规模和体量日益强大,逐渐成为商业世界乃至中国经济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其强劲增势和全新特点,也引人思考:中国是不是迎来了自己的“消费一代”?对于正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年轻人的需求,会成为撬动供给变革、产业升级的加速器吗?
对消费支出贡献大
——相关调查显示,占受访者仅25%的二线及以下城市“年轻购物达人”,为2020年消费支出增长贡献了近60%
去年8月,由于疫情,张涵打消出国游的念头,去了一趟海南三亚,不算免税购物,一趟花了上万元。
“日常在吃喝玩乐上花费比较多,偏爱享受型、体验型的消费,在服饰、鞋包等必需品方面也会买贵一些的。”张涵是“95后”上班族,有不错的收入,没有家庭负担,正是有实力且消费“自由”的时候,2019年她就出国玩了3次。谈及消费观,她笑称自己“在葛朗台式开源节流和及时玩乐之间左右横跳”。
相比过去,今天年轻人的消费世界的确大大丰富了。但看待年轻群体时,后面也常紧跟这样的质疑:能成多大气候?
实际上,今天这股年轻消费力量已经不容小觑。
麦肯锡发布的《2020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调查样本中二线及以下城市“年轻购物达人”仅占受访者的25%,却为当年消费支出增长贡献了近60%。
贝恩咨询报告称,2020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将萎缩23%,但中国境内奢侈品消费将逆势上扬48%,支柱之一就是新世代消费者崛起。2020年1到10月,“95后”在奢侈品联名款、限量款的消费金额激增了300%到400%。
另有数据显示,在整体高端奢华美妆品牌用户中,18至29岁消费者占比超过了57%;在豪华汽车行业,“90后”已成为最大潜在消费人群……
一方面,年轻消费者向传统领域快速进军;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品牌也正因他们而生。
元气森林是一家2016年才注册成立的互联网创新型饮品品牌,2019年、2020年就已经连续两年获得全网销量第一的成绩。元气森林副总裁宗昊告诉本报记者,大家普遍认为饮料行业是一个厮杀惨烈、充分竞争的市场。在元气森林之前,市场上含气饮料基本都出自国际品牌。但中国年轻人的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他们希望健康、好喝,并看重‘颜值+品质’,所以才有了我们的机会。”
碳酸饮品向来是年轻人更偏爱的味道。虽然现在元气森林的用户遍布20到40岁的人群,但“95后”“00后”依然占据绝对优势的比重。“我们自认为是一个挑战者,挑战了一个看起来已经被锁定的市场。”宗昊说,这背后恰恰是年轻人的需求。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上,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正成为市场引领者
——20-29岁的人口约1.7亿,这部分群体将迎来事业发展、收入上升的黄金时期,消费的个性化、品质化和升级特征明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潮流,如果把今天的年轻人放在历史的纵深中对比,会有怎样的发现?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付一夫对本报记者表示,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10年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消费主题。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刚开始走向繁荣;90年代,家用电器的“老三件”要更替为“新三件”;2000年前后,西方商品涌入,进口货吃香;2010年后,中国互联网崛起,电商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率;今天,消费的个性化、品质化和升级特征前所未有。
如果环顾四周,看看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一个问题会紧接着浮现:中国是不是迎来了自己的“消费一代”?
日本的经验或许有参考性。日本消费社会研究专家三浦展将1912年以来日本居民的消费刻画为“四个消费时代”。在付一夫看来,中国社会正呈现从“第三消费时代”向“第四消费时代”过渡的特征。
所谓“第三消费时代”,是个性化消费来袭。“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居民收入的不断提升,让广大民众‘为自己消费’的意识得到觉醒,消费单位也开始由家庭转向个人,个性化、品牌化消费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的消费主力被称为‘新人类一代’,他们童年时期家电就已实现普及,与生俱来地比父辈拥有更加富足的物质基础,也更具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再加上追求时尚、崇尚个性、注重体验等特性,他们对奢侈品有着天然的消费热情。”付一夫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特征。
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副教授李洋认为,“95后”“00后”等年轻群体的确呈现诸多新鲜特点,包括更自信、崇尚个性、兴趣多元、喜爱社交、对国产品牌更有认同感等,这些都跟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有显著差异。
不论从哪方面看,年轻消费者都是当下和未来的重点。
若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推算,彼时10-19岁即今天20-29岁的人口约1.7亿。“他们正成为当下消费市场新的引领者,也即将迎来事业发展、收入上升的黄金时期,再过几年将成为社会主力,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付一夫说。
新需求值得认真对待
——越来越多企业和商家开始拥抱年轻消费者,有新品牌洞察需求“横空出世”,也有老品牌勇于求变“焕然一新”
消费新力量的成长,对中国市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们的品质消费与个性化消费有望引领产业升级,为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付一夫说。李洋认为,未来可以期待更多新兴国产品牌的出现,在消费需求牵引下,国产产品、品牌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等都将是全新的,“会带来一个品牌的红利期”。
当然,变化不是凭空发生的,这将取决于企业和商家如何承接这股消费新力量。今天的中国市场上,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积极探索者。
有新品牌洞察需求“横空出世”。
从食品饮料领域的元气森林、拉面说、钟薛高、喜茶到彩妆护肤领域的花西子、完美日记,再到家电领域的小米、小熊电器,潮玩领域的泡泡玛特等,无不是找准了需求的方向。
“大家印象中元气森林2020年突然蹿红全网,但实际上,5年前我们就成立了研发中心,先做需求的研究。”宗昊说,年轻人对饮料的需求很简单,要好喝,要快乐但不“肥宅”的汽水。但过去,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带着这样的需求出发,元气森林终于在火热的饮料市场里“撕开一条裂缝”。
“我们也得感谢移动互联网生态的高度发达。”宗昊说,推出产品之初,他们在许多社交平台上和用户积极互动,赢得了“面对面”分享、沟通的机会。这也是今天新品牌的利好。
有老品牌勇于求变“焕然一新”。
幼年记忆中的大白兔、百雀羚、回力、飞跃、李宁、波司登又回来了,这一次,他们赢得了更年轻的消费者,凭什么?
登陆国际时装周,与高缇耶、高田贤三等国际知名设计师合作,和“漫威”“迪士尼”推出联名设计款,联合中国南极科考队推出专业保暖系列……这两年,羽绒服品牌波司登动作不断。
“2018年以前,波司登可能更多是父母那一代人的选择,但是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者年龄层年轻了8岁。”波司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高晓红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所做的,就是洞察消费升级下的用户需求,通过新的设计理念、新兴的科技和创新工艺,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做有科技含量的时尚。
“努力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盯住一个品牌,拥抱年轻消费者。”这也是许多企业转型升级的尝试。
“互联网之下,所有的产业都值得重做一次”——这是业内流传的一个说法。多位受访者表示,不是说传统产业要被全面取代,而是重点要从生产逐渐转向销售一端,这背后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观念转变,也需要强大的供应链作为支撑。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在经济的循环畅通中,年轻新需求值得被认真对待。
李 婕
李 婕
生态环境部:杜绝大跃进式造景 遏制生态修复形式主义
(抗击新冠肺炎)德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10万 默克尔称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
中新社柏林1月21日电 (记者 彭大伟)截至当地时间21日,德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超过210万。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表示,尽管德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开始回落,但因新冠死亡的人数仍居高不下,同时还确诊了变异病毒。她强调,德国疫情仍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
默克尔当天在柏林举行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表示。德国疾控部门21日公布的新增确诊和死亡人数分别为20398人和1013人。据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日21时许,德国累计确诊2109832人、治愈1761340人、死亡51156人。德国目前已为1401693人次接种新冠疫苗。
默克尔当天表示,新冠疫情是一场“百年一遇的灾害”,而当前德国疫情已经开始有趋缓的迹象,这令人感到振奋。她说,这表明德国数周前开始采取的硬性封锁措施已经开始见效,也表明人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但她亦指出,德国疫情呈现一幅“分裂的图景”:一边是新增确诊人数回落,另一边则是单日过千的死亡数字和确诊多种变异毒株。
为此,默克尔提醒人们应高度警惕变异病毒的风险,并尽可能减缓变异毒株传播的速度。
谈及当前德国疫苗接种进度,默克尔表示,德国联邦政府将尽一切所能支持疫苗生产,“目标是在入秋前使得所有公民都有机会接种新冠疫苗。”
针对欧盟国家领导人拟于当晚举行的视频会议,默克尔在会前强调,欧盟应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抗击疫情。她同时认为,关闭国境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应努力避免去年上半年欧盟各国对邻国关闭边境的现象重演。(完)
中新网1月20日电 国家文物局20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防范和惩治文物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指出,全面防范和惩治文物领域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健全落实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统计工作领导责任制和统计人员工作责任制,保障统计数据质量。
规定提及,健全文物领域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应当健全文物统计管理体制,形成不敢、不能、不想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工作氛围,为进一步提高文物领域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提供扎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规定要求建立文物领域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经办、谁负责的原则,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全员工作责任体系。上级文物行政部门履行指导责任,本部门领导班子承担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分管负责人承担直接领导责任,统计人员承担直接责任。
规定明确,各级文物行政部门领导班子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负主体责任。
其责任是:认真落实上级部门关于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工作安排,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研究制定文物统计工作规划、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明确班子成员及各职能部门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中的责任,始终把依法统计贯穿于文物统计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确保本单位严格执行各项统计法律法规,确保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各项文物统计调查工作。加强对文物统计工作领导,健全统计机构,充实统计人员,保障必要统计经费和技术装备,加强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
其责任是:带头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主持制定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计划和措施。推动建立责任体系,明确领导责任、具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形成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机制。定期听取本单位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汇报,协调解决文物统计工作中的各项问题,做好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下级部门统计工作的监督管理。
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班子成员中分管负责人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其责任是:带头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研究落实分管领域范围内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具体任务和措施,督促指导分管领域切实履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组织分管领域严格依照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和统计调查制度开展统计调查,确保统计人员守住统计法律法规的底线、红线。健全分管领域各项数据质量控制制度。组织分管领域及时对数据质量进行核查,始终将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贯穿于统计调查工作全过程。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统计人员对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负直接责任。
其责任是:依法履行职责,如实搜集、报送统计资料,不得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坚持实事求是,恪守职业道德,对其负责搜集、审核、录入的统计资料与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的统计资料的一致性负责。
规定指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不得自行修改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对下级部门统计数据真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此外,国家文物局通过采用实地抽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对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规定提及,各级文物行政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统计人员未能严格履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的,按照《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要求,由有关部门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华尔街日报》网站称——
病毒变异挑战新冠药物研制
近日,多种变异新冠病毒在南非、英国甚至德国等地出现,导致这些国家的感染病例激增。一些科学家说,在英国和南非等出现的变异体使新冠病毒可以避开免疫反应,可能导致某些抗体药物的有效性降低。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指出,鉴于此,一些制药公司正在加紧研发新一代新冠肺炎药物,以对抗病毒的变异。
病毒变异挑战抗体疗法
近日,在英国、南非分别出现名为B.1.1.7、501Y.V2新冠病毒变种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此外,德国巴伐利亚广播公司1月18日报道,巴伐利亚州发现一种不同于先前在英国和南非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这些毒株比以前的毒株传播能力更强。即便这些毒株的致命性并非更强,但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卫生保健系统的负担。而且,感染病毒的人越多,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病毒变异可能会降低现有药物的有效性。
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较早前接受访时就表示,501Y.V2新冠病毒变种令人担忧,因为它似乎让某些医学对策失效,尤其是抗体药物。
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表示:“南非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令人忧心,可能对现有的新冠抗体疗法提出了威胁。”
据CNBC网站报道,专家们表示,尽管现在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变异会影响现有疫苗的效果,但这些变异病毒仍有可能降低单克隆抗体药物的效果。福奇说:“疫苗会触发攻击病毒不同部位的免疫反应,但单克隆抗体只针对病毒的特定部位。”
CNBC网站在1月13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礼来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里克斯表示,南非发现的变异株恐令该公司生产的一种抗体药物失效。礼来公司针对新冠病毒研发的这一抗体药物,已于2020年11月获得FDA的紧急使用授权。
里克斯说,新冠病毒变种株令他们感到担忧,因为这种毒株的刺突蛋白出现了较大的变异,“刺突蛋白恰恰是抗体药物的标靶,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这一变异株可以躲过抗体药物的攻击。”
“鸡尾酒”药物受影响较小
不过,《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副教授、生物学家杰西·布卢姆说,FDA授权的另一种药物应该仍然有效,因为由美国再生元制药公司生产的这种药物混合了两种不同抗体的鸡尾酒药物,只有其中一种抗体受到了501Y.V2影响。
再生元制药公司负责传染病和病毒载体技术研究的副总裁克里斯托·基拉特苏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寻求‘鸡尾酒’疗法,如果出现某种变异,还能有一种有效的药物。”
再生元制药公司说,其药物似乎对英国的变异株有效。该公司还在开发更多“鸡尾酒药物”,以应对未来可能对其药物产生抗药性的病毒变异。
礼来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该公司生产的药物bamlanivimab在实验室测试中完全可以对抗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但独立科学家表示,他们无法证实这种药物的有效性,因为礼来公司尚未公布该抗体的基因序列。
“广义中和”抗体受青睐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由于预料到会出现耐药性病毒变异,研究人员正在研制“广义中和”抗体。他们认为,这种抗体可以有效对抗多种不同的冠状病毒变异。
阿迪马布公司获得了1.3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计划于本月开始一款药物临床试验。该公司表示,该药物可能最快于第三季度获得授权。
无独有偶,美国维尔生物科技公司和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也在合作测试一种抗体药物。他们希望,即使新冠病毒出现新变种,这种抗体药物仍然有效。维尔生物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斯坎戈斯解释说,大多数抗体药物只能阻止病毒进入新细胞,但他们研发的抗体能在病毒感染细胞后激活其他免疫系统来攻击病毒。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化,人类与其的斗争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不兑现承诺,解约后收取高额中介费,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家政服务,服务到家岂能变成“麻烦到家”?
本报记者 郜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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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家政服务市场发展迅速,家政相关企业年注册增速保持在20%以上。但与此同时,家政服务行业也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引发消费者投诉。比如,不兑现承诺,解约后收取高额中介费、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律师建议,在选择家政服务时,尽量选择一些大型的、正规的家政公司,并对履行期限、服务内容、服务费用等事项进行书面约定。
“去年买的时候说是600元提供4次保洁服务,之前已经用了3次了,但是最后一次预约的时候,客服人员竟然跟我说只剩150元,余额不足,不能生成订单。”1月18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曾女士对记者说。
曾女士告诉记者,她去年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家保洁公司的保洁服务卡,没想到遭遇商家不兑现承诺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市场发展迅速。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我国家政相关企业数量稳定增长,年注册增速始终保持在20%以上。目前,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家政”的企业共有166万家。家政服务公司不断增多的同时,家政服务人员的“头衔”越来越多,服务范围越来越广泛,有保姆、育儿嫂、月嫂、日常保洁、清洗服务、家居养护等。
不过,《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某些家政公司的服务与宣传内容大相径庭,且解约后收取用户高额中介费用。此外,一些家政公司的服务人员也并不像其所说的那么专业。
解约后竟收取两个月中介费
去年7月,浙江杭州的王女士因为怀孕需要雇一名保姆协助处理家务。“当时找了一家在家附近的家政公司,想着应该有保障。”王女士告诉记者,家政公司顾问得知她的需求后,便热情地介绍公司的服务内容,并向王女士推荐了两名阿姨面试。
“顾问给我看了阿姨的简历,上面写得很全面,包括阿姨从事家政的工作时间、服务过多少个家庭、取得什么技能证书、擅长什么领域。面试后,感觉阿姨符合我的要求,并且顾问介绍得也很全面。我以为不会有后顾之忧,于是就在去年7月份与家政公司签订了一年的服务合同。”王女士说。
签订服务协议之前,王女士与家政顾问沟通得知,每个月的中介服务费按照家政服务人员月工资的百分之十收取。虽然事先需要缴纳一年的中介服务费,但是中途解约则按照家政服务人员实际工作时长按天数收取费用,剩余中介服务费用如数退还。
2020年8月1日至8月31日,家政服务人员在王女士家工作1个月,王女士因要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请月嫂,随即向家政公司提出解约。“谁知家政公司说要扣除两个月的中介服务费,原因是我9月份才告知家政顾问。但是阿姨下户当天我已经通知了家政公司,他们应该知晓此事。”王女士说,“期间与家政公司客服多次沟通均未得到满意答复,客服只说在审核、在走流程。”
阿姨“说走就走”,没有合同约束
在杭州工作的冯女士在享受家政服务的过程中同样遇到烦心事。由于工作繁忙,冯女士雇佣家政服务人员成为常态,前前后后换了很多个家政公司,遇到很多问题。
“去年6月,我们家请的一位阿姨工资6500元,她从老乡那里听说有一位雇主愿意出8000元请她,第二天竟然就走了,在我们家只做了一个星期。”冯女士说,“我把签订的合同拿出来,想通过正当渠道弥补自己的损失,但是发现合同中只约定了消费者什么时候给阿姨发工资,不按时发会怎样等内容,而针对和约束家政服务人员的条款寥寥无几,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这让我很不理解。”
对此,北京云嘉律师所律师赵占领认为,如果合同的制定方所制定的某些条款单方排除对方权利,加重对方责任而免除自己责任,那么这种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消费者在选择家政服务时,要尽量选择一些大型的、正规的家政公司,并对履行期限、服务内容、服务费用等事项进行书面约定。
培训蜻蜓点水,专业服务只是口号?
“后来,我们家又请了一名阿姨。阿姨简历上写着通过了家政行业培训,掌握‘S’形拖地技能,并且号称收纳达人。但是来我家工作后发现拖地并不干净,收纳达人也是徒有虚名,甚至还得我亲自示范。”冯女士告诉记者。
在冯女士的追问下,该家政人员表示公司安排的岗前培训只是观看相关的视频,没有实际操作课程,也没有实操考核。
记者在某家政服务培训公司网站看到,培训范围涵盖月嫂、催乳师、小儿推拿师等工种,并且在全国130多个城市设有远程培训教学点,有“高级母婴护理师班”“高级营养师班”“高级产后修复师班”等,培训周期大多为1~2周。
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交400元在两周内就能拿到“高级营养师培训证书”“育婴师培训证书”,并且没有学历和从业时间的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与家政行业相关的“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和“育婴员”需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要求已经在2015年被取消,家政服务公司发给家政人员的所谓“资格证书”类似于一种培训结业证书,是企业自主认定的,证书是否有用主要看消费者是否看重。
不公平算法应用具隐蔽性消费者面临维权举证难题
算法应用不公该如何规制
● 网络游戏抽奖概率不明、网络消费促销规则繁复、网络搜索竞价排名推荐、刷好评隐差评使评价结果呈现失真、平台采用算法限制交易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屡禁不绝、备受诟病
● 一些常见的网络消费领域不公平算法应用具有技术性和隐蔽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消费者很难通过个体力量与之抗衡
● 应加强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一方面加强机构设立和立法规制;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协作和机制建设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网络购物、交通出行、旅游住宿、订餐外卖、网络游戏等网络平台逐步兴起,这些网络平台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或服务,与此同时,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如影随形。
大数据“杀熟”,也只是冰山一角。近几年,网络游戏抽奖概率不明、网络消费促销规则繁复、网络搜索竞价排名推荐、网络直播推送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刷好评隐差评使评价结果呈现失真、平台采用算法限制交易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屡禁不绝、备受诟病。
“这些问题的背后,核心是互联网平台对算法技术的应用。”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召开网络消费领域算法规制与消费者保护座谈会,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朱剑桥坦言,技术进步和应用总体上有利于增进人类福利,同时也会造成新的困扰和伤害。在网络消费领域,可能会减少消费者选择的时间成本,但是也会让消费者面临信息安全、歧视对待等消费风险。
“流量至上”“利润至上”的算法应用,可能会使经营者行为有悖法律、有失道德、有违伦理。“网络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诚信应用算法,反对利用技术手段,欺骗、隐瞒真实情况,欺凌消费者。”中消协呼吁,在算法应用中,网络经营者应当加强自律,守法经营,承担应尽义务和责任,同时,各行业组织应加强引领和督导,使网络经营者合理合规地应用算法,净化行业风气,促进良性发展,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此外,应加强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中消协建议,有关行政部门加强相互协调,细化监管职责;完善执法依据,做好规章废改衔接;加强对算法应用的分级标识和分类管理,对涉及公共利益、生命健康、财产权利等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涉及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
大数据杀熟维权难
集体救济机制待建
2019年3月,北京市消协发布的《大数据“杀熟”问题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88.32%的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普遍或很普遍,没有被调查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现象不存在。有56.92%的被调查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的经历。
其中,被调查者在购物类、在线旅游类和打车类App或网站经历大数据“杀熟”最为常见,其他依次为外卖类、视频类和电影类App或网站。其中,经历过前三类App或网站大数据“杀熟”的被调查者分别达到44.14%、39.5%和37.17%。
北京市消协副秘书长陈凤翔指出,表面上是通过数据,针对消费者推送服务,但从深层次看,大数据“杀熟”的本质是部分经营者对消费者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和随意使用,使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权利未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证。
短期来看,大数据“杀熟”或许能给企业赚取更多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却透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专家认为,大数据“杀熟”背离最基本商业伦理和企业价值,违背诚信经营原则。
究其原因,陈凤翔分析说,一方面是算法本质是互联网的一个编程技术,这种编程技术由人为参与和输入,有的编程者并不懂得法律,编制过程中会触及消费者的底线,或者侵害消费者权利。
另一方面,技术演算出来造成消费者的伤害。这种伤害可能是初期算法的歧视,或者算法在计算机背后所产生的副作用。
《报告》显示,遭遇大数据“杀熟”后,26.72%的被调查者选择向消协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25.56%的被调查者选择不再去这个商家消费,17.43%的被调查者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11.71%的被调查者选择与商家理论并要求赔偿,10.46%的被调查者选择卸载商家App或删除网址,8.13%的被调查者选择在社交网站或向媒体曝光。
大数据“杀熟”具有隐蔽性,维权往往难以举证。陈凤翔建议,通过公益诉讼方式,推动社会各界协同共治。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同样认为,大数据“杀熟”是商家滥用数据优势的一种典型行为。商家是数据绝对优势占有者,滥用数据绝对优势,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并不鲜见。大数据一旦“杀熟”,针对的是该种消费模式的所有消费者,而非具体消费者。
解决大数据“杀熟”需要建立集体救济机制。时建中坦言,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不一定能够发现“杀熟”,而且发现之后不一定能够保存证据,即便保存之后也不一定会寻求救济,因为救济成本太高。
大数据“杀熟”是价格歧视的一种。中消协披露,有些经营者利用算法进行的价格歧视还包括对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制定不同价格;多次浏览页面的用户面临价格上涨;利用繁复促销规则和算法,实行价格混淆设置,吸引计算真实价格困难的消费者。
不公平算法很隐蔽
消费者容易被压榨
算法本身是一种技术手段,经营者可以利用算法提升经营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优良的产品和服务。
“算法从技术角度来说,的确对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认为,要客观认识到的是,算法对于商家来说,是一种重要的营销或者销售工具;对消费者来说,亦不能否认算法,尤其是推荐算法给消费者带来的便利。
在苏号朋看来,算法的正面意义在于,一是降低复杂定价成本;二是降低频繁改价的成本;三是显著提高定价决策的质量。
当然,商家也可以利用算法钻法律的漏洞,实施违法违规行为,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于商家存在对算法权利的垄断,如果这种算法垄断被滥用,消费者基本无能为力,因为无论是取证本身,还是举证,以及证据被相关执法机构采纳的可能性,目前都存在巨大难度。
“商家借助算法这种技术手段,扩大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技术鸿沟。”苏号朋坦言,不公平的算法对消费者所造成的侵害,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且侵害了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中消协此前根据消费者投诉、有关调查和相关报道,梳理出网络领域涉及消费者权益的算法应用问题包括推荐算法、评价算法、排名算法等不公问题。
比如,通过监测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踪轨迹,如浏览过的页面、广告、商品服务、话题等,有针对性地对消费者进行商业营销。朱剑桥坦言,这类推荐算法利用消费者的数据画像,实施所谓的精准推送。许多消费者误以为自己看到的与旁人无异,导致知情、选择不足。有些经营者通过算法应用推送的商品、服务内容,甚至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
还有部分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为获得好评,运用刷单等方式,编造虚假高分评价,或者隐匿中评、差评,使真实评价无法显现。“虚假评价、评价失实呈现,不仅破坏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也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误导。”朱剑桥认为。
此外,平台经营者制定各类排名榜,声称基于消费者好评率、销量等,对各行业或商品服务类别进行排序,引导消费者选择,但具体如何计算得出的难以知晓。
一些线上经营者开展有奖销售、抽奖兑换,特别是部分网络游戏公司经常推送游戏道具抽奖活动,虽然公示中奖(掉落)概率,但是其算法程序不透明,实际中奖概率缺乏管控,屡遭消费者诟病;还有一些平台利用所处优势地位通过算法在流量分配、搜索排名等方面设置障碍和限制,控制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交易,影响公平竞争和消费者选择。
“一些常见的网络消费领域不公平算法应用,具有技术性和隐蔽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消费者很难通过个体力量与之抗衡。”朱剑桥指出,如果任其无序发展,一方面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公平有序竞争,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使消费者面临数据算法压榨,成为技术欺凌的对象,甚至被算法扭曲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沦为平台经营者的掌中“玩物”。
不断加强监管协作
有效规制算法应用
中消协认为,互联网条件下,由于信息占有、技术应用等原因,网络经营者处于更为强势的地位。在算法应用中,网络经营者应当加强自律,守法经营,承担应尽义务和责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时建中认为,算法公平监管或者公平治理,必须要解决诚信、透明和公平问题。此外,除对应用算法的企业所实施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法治评价外,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路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啸指出,算法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解决。比如,鼓励针对市场有垄断地位企业的算法采取反制措施的算法研究,用算法针对算法,让算法之间形成竞争关系,从而重塑市场竞争机制。
中消协建议,加强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并呼吁社会各界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共同做好社会监督,促进算法应用的公平、合理,防止经营者利用算法作恶。一方面,加强机构设立和立法规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算法应用的相关规定。
一是国家设立算法伦理专门机构,负责算法应用伦理、规则、标准制定,不公平算法应用调查、处理等,并指定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加强对算法应用的有效监管。
二是明确算法应用结果一致性要求。规定算法搜索结果应同时呈现公共选项,即所有用户运用同样的搜索方式,应可得到相同的结果。且相关结果应作为优先选项推送,保障消费者有效便捷获取。
三是保障算法应用的透明、公平、诚信。明确经营者使用算法应做到可知、可查、可逆。发生争议,负有向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第三方机构提供算法、后台数据、相关资料及进行说明的义务。做到算法应用的可验证、可解释、可追责。
四是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强化算法实施方的举证责任,明确其伪造、篡改证据的责任和后果,解决消费者举证难、鉴定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协作和机制建设。朱剑桥说,互联网领域算法应用十分广泛,建议有关行政部门加强相互协调,细化监管职责;完善执法依据,做好规章废改衔接;加强对算法应用的分级标识和分类管理,对涉及公共利益、生命健康、财产权利等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对涉及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
朱剑桥指出,要加强对算法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对算法应用进行必要的目的审核、法律审核、道德审核,以及建立黑名单制度等措施进行有效管理;建立算法投诉审评机制,保障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投诉、监督权;培育第三方技术鉴定机构,强化对算法应用的技术审核力量;保障互联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朱剑桥建议,有关司法机关加强对算法应用案件的分析研究,推动出台有关司法解释,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审判和监督作用,强化经营者举证责任,加强对算法应用问题的实质审查,通过司法判例弘扬公平正义,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抗击新冠肺炎)德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10万 默克尔称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
中新社柏林1月21日电 (记者 彭大伟)截至当地时间21日,德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已超过210万。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表示,尽管德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开始回落,但因新冠死亡的人数仍居高不下,同时还确诊了变异病毒。她强调,德国疫情仍处在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
默克尔当天在柏林举行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表示。德国疾控部门21日公布的新增确诊和死亡人数分别为20398人和1013人。据德国“时代在线”实时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1日21时许,德国累计确诊2109832人、治愈1761340人、死亡51156人。德国目前已为1401693人次接种新冠疫苗。
默克尔当天表示,新冠疫情是一场“百年一遇的灾害”,而当前德国疫情已经开始有趋缓的迹象,这令人感到振奋。她说,这表明德国数周前开始采取的硬性封锁措施已经开始见效,也表明人们的付出是值得的。但她亦指出,德国疫情呈现一幅“分裂的图景”:一边是新增确诊人数回落,另一边则是单日过千的死亡数字和确诊多种变异毒株。
为此,默克尔提醒人们应高度警惕变异病毒的风险,并尽可能减缓变异毒株传播的速度。
谈及当前德国疫苗接种进度,默克尔表示,德国联邦政府将尽一切所能支持疫苗生产,“目标是在入秋前使得所有公民都有机会接种新冠疫苗。”
针对欧盟国家领导人拟于当晚举行的视频会议,默克尔在会前强调,欧盟应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抗击疫情。她同时认为,关闭国境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应努力避免去年上半年欧盟各国对邻国关闭边境的现象重演。(完)
【鸣镝】
1月19日,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其末日疯狂发挥到了极致,宣布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犯下反人类罪”,“实施了种族灭绝”。这种赤裸裸的谎言充斥着谬误,经不起任何推敲,是蓬佩奥之流乱疆反华“最后的疯狂”,注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一、为给中国炮制罪名无所不用其极
众所周知,美国近年来在涉疆问题上不断炮制谎言,如所谓“再教育营”“强迫劳动”等。美国给中国炮制“种族灭绝罪”的公开行动大体始于2020年6月底,主要标志是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2020年6月29日发布的、由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杜撰的所谓“研究报告”,以及当天由美联社所发的报道。
郑国恩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涉嫌对新疆的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郑国恩的“研究报告”抛出后,包括蓬佩奥、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麦戈文等在内的美国府会政要,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当前中国威胁委员会”等在内的反华组织,迅速加入炒作,大谈所谓的“种族灭绝”问题。
此后,上述势力与“东突”势力沆瀣一气,不断鼓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正式给中国“定罪”。如卢比奥、麦戈文及美国参议员科宁、梅嫩德斯等通过联名信、国会决议案等方式,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认定为“种族灭绝”。1月14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0年年度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布正式声明确定新疆是否正在发生包括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在内的暴行”。
可以说,为了给中国贴黑标签、扣帽子,蓬佩奥等美国反华势力已经无所不用其极。
二、谎言再多也无法否定事实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是稳疆利民政策,美国反华势力炮制的“种族灭绝”谎言充斥着谬误,暴露其险恶用心。
仅以郑国恩等揪住不放的新疆人口为例,新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近年来一直保持稳定,没有任何郑国恩所说的“直线下降”迹象。据统计,从2010年到2018年,新疆年末总人口从2181.58万人增至2486.76万人,增加305.18万人,增长13.9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从1298.59万人增至1586.08万人,增加287.49万人,增长22.14%。就维吾尔族的人口而言,该时间段则从1017.15万人增至1271.84万人,增加254.69万人,增长25.04%。由此可知,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不仅高于全疆人口的平均增幅,也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幅。
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率,新疆各少数民族在受教育、宗教信仰权利、政治权利等方面也得到了来自国家政策层面的照顾和帮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全面的保障,更是让所谓的“种族灭绝”谎言不攻自破。
教育方面,为促进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升,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了特殊照顾政策,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全面的保障和体现。依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2020年4月发布的《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新疆全区(含兵团、不含技校)2019年各类学校在校生有641.4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479.11万人,占全区在校生的74.7%。在高等教育方面,全区普通本专科共招生14.49万人,其中少数民族8.41万人,占全区普通本专科招生的58.07%;在校生42.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24.9万人,占全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的58.32%。
宗教信仰权利方面,新疆各少数民族合法的宗教信仰权利不仅得到了全面保障,还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实质性支持。据统计,新疆目前拥有2.44万座清真寺,较40年前增加10倍,平均每530位穆斯林民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这一比例比很多伊斯兰国家都要高,清真寺数量是美国(约2000座)、英国(约1750座)、德国(约3000座)、法国(约2500座)四国总和的两倍多。此外,为满足穆斯林的宗教需求,自1996年以来,自治区政府每年包机组织信教群众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对朝觐人员的医疗、翻译等提供服务保障。截至目前,新疆已有5万多名穆斯林群众赴沙特朝觐。可以说,中国政府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在保障广大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合法宗教信仰权利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政治权利方面,新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严格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从1949年和平解放之日起,新疆便积极推行“普遍且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以保障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在政策推动下,据统计,从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到1955年自治区成立,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由3000多人发展到4.6万人。改革开放后,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18年,新疆企事业单位中的少数民族干部达42.8万人,占新疆干部总数的50.3%;其中,少数民族女干部23.3万人,占新疆女干部总数的51.8%。在新疆,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均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绝大多数地(市)的专员(市长)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县(市、区)的党政正职一般有一名少数民族干部担任;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占62.1%,自治区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委员占46.7%。
上述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综合发展状况得到了巨大改善,不仅人口总量大幅增加,且受教育、宗教信仰、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也得到了全面的保障和发展。这种政策推动的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更是本国长期存在种族歧视的美国政客所无法想象的。显然,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问题纯属赤裸裸的谎言,完全站不住脚。
三、谎言暴露了理智丧失后的疯狂
事实上,蓬佩奥、郑国恩之流也明白,这种“种族灭绝”谎言无论怎么包装,终究是谎言,完全经不起推敲。然而,美国反华势力并不在乎他们的谎言是否经得起推敲,因为他们早已撒谎成性。正如蓬佩奥此前演讲中所述,“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他们炮制“种族灭绝”谎言的目的不是编造谎言本身,而是利用谎言,即先通过炮制“种族灭绝”谎言抹黑中国形象,在舆论和道义上将中国“打倒”,然后在祸乱新疆的同时,对中国进行外交围堵、战略打压和分化瓦解。
众所周知,近年来,从所谓的“再教育营”到“强迫劳动”,从各式所谓的“研究报告”到所谓的“新疆内部文件”,美国反华势力在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涉疆反宣。在不断对中国政府的治疆政策进行歪曲抹黑的基础上,从《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等涉疆法案到近来不断加码的涉疆制裁,再到国际多边场合的各种外交攻击、挑拨离间,美国对中国的“新疆牌”不断强化和升级。与“再教育营”“强迫劳动”等谎言相比,“种族灭绝”明显更恶毒,也更具蛊惑力和“杀伤力”。虽然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论”充满谎言和谬误,但蓬佩奥之流依然企图通过操弄国际舆论,通过这种毫无底线的恶意炒作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
显然,这种肆意捏造罪名乱疆反华,借机对中国进行舆论抹黑、外交围堵、战略打压和分化瓦解的举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可以说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反映了蓬佩奥之流为了打压中国已丧失基本的理智,陷入了“最后的疯狂”。
事实上,给他国炮制罪名然后再恶意打压是蓬佩奥之流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惯用手法,为此经常信口雌黄、肆意妄为。以美国近来在涉疆问题上炮制的所谓“强迫劳动”及相关制裁为例,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急转直下,为向乌兹别克斯坦施压,美国2010年将该国的棉花及相关产品认定为“强迫劳动产品”,然后施加进口限制。受此影响,一度有300多个美西方知名品牌公司参与对乌兹别克斯坦棉产品的抵制。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为了打压苏联也曾将苏联的部分产品污蔑为“强迫劳动产品”并施加进口限制。
在反恐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同样以一己之私为准绳,肆意将他国认定为“支恐国家”,以是否威胁美国利益,或能否损害对手国利益为依据,决定是否将某一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近来,为以恐乱华,美国不顾“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与“基地”组织等国际恐怖组织相互勾连、联合施恐的事实,不顾“东伊运”被联合国、俄罗斯、欧盟、英国等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事实,公然撤销此前将“东伊运”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决定。近日,美国再次将肆意妄为发挥到了极致,单方面重新将古巴列为“支恐国家”。可以说,美国在给他国炮制罪名方面已经到了毫无顾忌、无法无天的地步。
由此可知,给中国炮制“种族灭绝”罪名的过程,也是蓬佩奥之流为了乱疆反华不断丧失理智、陷入疯狂的过程,实质上也反映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一贯的霸凌主义作风。显然,这种颠倒黑白、肆意妄为的疯狂之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注定不得人心,也注定行不通。
(作者:贾春阳,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上百万元/件的普洱“金融茶”谁会最后喝下?
普洱“金融茶”
以极个别品牌为首的、以普洱茶为介质的类金融模式的炒作,只要有货单,就可以找茶客缴纳定金,但不做实际交易,等茶叶价格攀升后,由上一个茶客再卖给下一个茶客,如此循环往复、“击鼓传花”。
怎么炒起来
在厂家放出发布新茶的消息后,市场的核心圈,也就是一直在玩期货的几个大盘商之间就会碰撞出期货。比如我认为这款茶值10万一件,你认为不值10万一件,双方就会进行交易,然后商定一个交割期。这时候我们两个就已经产生了交易价,随后陆陆续续会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个游戏里来。
问题在哪儿?
“期货”风险主要是先付钱,然后在规定的日期里提货。就是这个“空档”,成为了无数炒家的博弈窗口期。由于“期货”交易中信息不对称,大家套现、做空单、卖现补期等各种交易操作层出不穷,在此一旦有一环出现问题,例如像现金流断裂就会导致连锁反应。
另外,这种模式赌的是信誉,在利益面前或者在一种大的落差下,有些人可能就会跑路,导致对不了单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这种交易很多是口头承诺、电话截屏或者手写的收据,这些从合同法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江波
图据大益论坛微信公众号
日前,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益”)官方发布了一款名为“力开天地”牛年生肖茶的配货信息:发行总量为10000提,其中5000提为大益官方APP“益友会”会员申购数量、5000提为传统经销商配货渠道,发售价格30000元/提。
在某普洱茶行情网站上,这款茶的行情从最早的4.8万元/提,最高上涨到7.05万元/提,目前价钱稳定在6.5万元左右。“开盘那天,早上11点多交易还是4万多,到下午就已经炒到5万多。”
实际上,将普洱茶作为投资的现象,自2006年开始出现苗头,到2013年左右达到顶峰,作为普洱茶消费大省及普洱茶集散地的广东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当时曾有一句流行语,“存钱不如存普洱茶”,一时间,“存茶”变成金融投资的一种手段,吸引大量人员与资金的参与。
近几年,尽管这一“热潮”已逐步降温,但随着某些普洱茶品牌以及相关“明星”普洱茶产品成为“期货”,围绕所谓的“金融茶”展开的博弈仍在小范围内盛行。一部分人认为它是价值的体现,另一些则认为这就是一场骗局。
现象
炒茶对赌 有人暴富有人跑路
曾有独立茶人在网上讲述了自己品饮“金融茶”的体会。作者在文中称,朋友拿了一小袋“轩辕号”茶样过来试泡。这款茶在去年7月份曾被炒到最高位110万元/件,目前最新价格是88万元/件,而在2017年刚面市时,一件“轩辕号”叫价不过3万元——3年时间身价“暴涨”30多倍。
广州芳村,全国规模最大、商铺最集中、辐射面最广的茶叶集散地,同时也是国内著名茶品牌的孵化地,被喻为“茶叶华尔街”。整个片区包括23家茶叶批发市场及8处茶叶经营户集结地,占据全国普洱茶交易量的80%。跟普洱茶云南原产区的鲜叶交易氛围不同,这里是“金融茶”的汇集地——人们除了卖茶、喝茶,最重要的是“炒茶”。
很难有人可以准确说出“金融茶”这一概念出现的具体时间。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大约在2012年前后,由“大益”开始的经销商期货模式,把作为农产品的普洱茶市场“向前推进了一步”。
自此,芳村茶叶市场出现了“期货交易”这种独特的模式——只要有货单,就可以找茶客缴纳定金,但不做实际交易,等茶叶价格攀升后,由上一个茶客再卖给下一个茶客,如此循环往复、“击鼓传花”。
而这一模式,直到今天都未曾在其他茶类中出现。在这样的模式下,用“自己卖,自己买”来抬价的手法一度非常普遍,导致普洱“期货单”交易量异常活跃的同时,普洱茶的价格也飞涨,于是就被形象地称为“金融茶”。
在业内人士看来,“金融茶”是以极个别品牌为首的、以普洱茶为介质的类金融模式的炒作。它与通常的茶叶销售不同,一种市场内部形成的买卖圈子,常见有买空卖空的期货做法,属于非保护状态下的一种交易模式。
而围绕“金融茶”产生的争议,从它甫一出现就如影随形。甚至有人直言,“茶叶金融的核心就是庞氏骗局,没有其他。”
2020年年初的“大益鼠饼”事件,至今让很多人记忆犹新。据了解,在厂家没有公布“鼠饼”(鼠年生肖茶)信息的时候,“期货交易”就是一个对赌的模式,有人看多买入就有人看空卖出。由于连专营店都没有配整箱的“鼠饼”,市场严重缺少整箱货进行交割,在2020年1月1日晚官方发布“鼠饼”信息之后,其价格一下子上涨5万元,达到十多万元。而之前三、四万元卖出的商家血本无归,根本无法交货,导致芳村市场多家商家关门跑路,市场违约风险大增,很多交易平台甚至停止交易“鼠饼”。
一场游戏
有人说,“芳村茶市,一天一个价,不分白天黑夜,有人痛哭,有人狂欢。从白昼到黑夜,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从黑夜到白昼,有人倾家荡产。”但身在其中的人却讳莫如深,“三言两语说不清,外界误解很大。”
圈子很小玩的人少 大藏家反而不愿参与炒作
“大盘商”
万江茶叶行业协会创会会长、普洱茶价值服务商郑旭告诉记者,普洱茶之所以会形成“金融茶”的属性,满足三方面条件:一是该款普洱茶品质好,能够得到市场认可;二是普洱茶市场成熟,产品能够方便流通和变现;三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属性,加之市场保有量有限,具有收藏保值的特点。
郑旭表示,“期货”风险主要是先付钱,然后在规定的日期里提货。就是这个“空档”,成为了无数炒家的博弈窗口期。由于“期货”交易中信息不对称,大家套现、做空单、卖现补期等各种交易操作层出不穷,在此一旦有一环出现问题,例如像现金流断裂就会导致连锁反应。
另外,茶叶交易和其他商品交易不同,很多时候都是以市场诚信为基础,朋友熟人之间开展,过万甚至是几十万的交易有时只凭转账记录或者一张简单的收据,因此出现问题,往往很难维权,最终导致钱货两空。
现在随着茶行业透明规范,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有很多品牌都想做‘金融茶’,但真正能变现和流通的主要就是‘大益’。这种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点像小茅台的意思。当然,茶叶没有茅台市场那么大,还是很小的一个领域。”
作为普洱茶价值服务商,郑旭并不回避“炒茶”这个说法。他和他的交易平台经常会给大客户进行资本运作,针对一款中意的茶,用大量资金收购达到一定的控盘数量,然后通过市场进行适当的拉价、建仓,再将货物出售,帮助很多客户赚到了钱。整个交易周期并不是很短,过程中会不停波动,目的是使得这款茶在市场上流通量减少而变得稀缺,茶叶的品质得到市场认可,完成增值。据郑旭介绍,“通常的情况是,在厂家放出发布新茶的消息后,市场的核心圈,也就是我们一直在玩期货的几个大盘商之间就会碰撞出期货。”
郑旭告诉记者,虽然玩“期货”的人很少,但每年芳村都会有一些散户因为做出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期货”,导致赔不起钱而跑路的。反而是很多理性的大藏家不愿意参与这种短期的炒作行为。
芳村茶商
没有没跌过的茶叶 “一夜暴富、倾家荡产”太标签化
2006年就开始在芳村从事茶叶生意的马先生,现在是一家普洱茶交易平台的工作人员。他所在的交易平台是国内最早从事普洱茶经纪的企业之一,拥有新、中、老期普洱茶价值评估体系及经纪人团队。除了提供普洱茶咨询综合信息,平台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入货、出货及委托等大宗交易服务。
马先生告诉记者,所谓的“期货”,是指现货还没到市场,大家在买卖这张“期货单”,这种交易形式实际上2007年就有出现。他称,不是所有的普洱茶都有金融属性,经历过前些年市场的淘汰,2016年以后基本就剩下“大益”这个品牌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本来都觉得这个行业要萧条了,想不到4月份一下子涌进来很多热钱,把新茶的价格翻了几番。”
他认为,参与“大益”茶买卖的人群,都是“明白规则的人”,做的都是行家之间的生意。在马先生看来,对行业缺乏了解的人会觉得“金融茶”就是在平台炒来炒去,但在长期深耕行业的人看来,新品牌上市都需要一定的炒作。
在芳村经营茶叶生意已近8年的云南人张先生告诉记者,市场内部交易完全凭信用,如果没有信用基本上没办法在行业立足,大多数人不会以信用损失为代价破坏这个规则。而正是芳村市场里上万家商户连在一起,形成了普洱茶“期货市场”的交易规则。
“期货风险很大,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很少有没有跌过的茶,都是涨涨跌跌。外界说的‘一夜暴富’、‘倾家荡产’这些词语太标签化了。我理解的行业就是正常买卖,茶的收藏交易而已,门槛可高可低。在茶的仓储品相好的前提下,理论上可以倒卖无数次。”张先生说。
对于外界所说的普洱茶的“炒作”,大益集团董事长吴远之曾在媒体报道中也有过间接回应,“普洱茶在没有被喝掉之前,微生物一直在工作,茶的品质是一直在变化的。”他认为,20年前买的那饼普洱茶与保存到今天的这饼普洱茶,是两个不同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茶的品质更好了,价值更高了,但是由于有消费,存世的数量更少了,所以价格自然更高了。相当于你是用更高的价格买了一个新产品,这与金融无关。”
怎样的市场?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中国农产品期货指数(CAFI)显示,截至2020年末,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国内可以上市交易的期货商品种类中,并不包含普洱茶,甚至茶叶。
批评的声音
茶叶是用来喝的而不是炒的
“金融茶”是产业发展的不健康因素
“以普洱茶越放越陈的属性,收新茶喝老茶的概念是没错,但是必须建立在它是一个农副产品的价值基础上。”在独立茶人梁宏亮看来,虽然“金融茶”的规模在五千亿级的茶产业里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整个行业的影响却不容小觑,每年茶圈最大新闻就是关于“金融茶”引发的种种纷争,对茶行业的发展是弊大于利。
梁宏亮告诉记者,普洱茶除了冰岛、班章、易武这些被炒红的山头茶外,其余的价格并不算贵。目前商家把“金融茶”作为一个道具来进行击鼓传花式的炒作方法,就像十七世纪的荷兰郁金香一样,最终崩盘后将损失转嫁到散户身上。
“说愿赌服输,本来就是一种赌博行为。我相信‘大益’拼配技术是没问题的,至于这款茶值不值这个钱就要另当别论。价格能达到多少,完全取决于炒作。茶叶最重要的是作为农产品来品饮,拿来作为赌博的道具肯定是不对的,容易误导消费者,和社会价值观背道而驰。”
东莞茶叶协会秘书长李启敬对当地茶叶市场有过长期深入的观察,他告诉记者,资金追捧导致“金融茶”完全脱离了茶叶的品饮属性,作为茶行业协会,自己始终坚持“茶叶是用来喝而不是用来炒”的原则,对“金融茶”持不支持、不参与的态度。
“这种模式赌的是信誉,但你也知道,在利益面前或者在一种大的落差下,有些人可能就会跑路,导致对不了单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这种交易很多是口头承诺、电话截屏或者手写的收据,这些从合同法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李启敬总结指出,“‘金融茶’属于市场行为,我们认为它对茶产业的发展是不健康的,与正常的茶叶交易相违背。”
而李启敬的这一观点并不是少数。中国普洱茶网此前曾在一篇分析中指出,因为普洱茶“期货厂牌”生产的只是交易符号而非以消费为目的,因此品质就成了最为次要的问题——以“大益”为例,原件未开箱未破损的茶品方才便于在“期货市场”流通,而这恰恰是与普洱茶的消费相违背的。
律师解读
未列入可上市交易期货种类
单靠信用维持交易,买家风险极大
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中国农产品期货指数(CAFI)显示,截至2020年末,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国内可以上市交易的期货商品种类中,并不包含普洱茶,甚至茶叶。
对于“金融茶”期货模式现象的出现,记者联系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普洱茶专业委员会,工作人员称协会并不清楚相关情况;随后记者联系广东省茶叶行业协会,截至发稿前未获得回复。
针对此类问题,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邱恒榆律师表示,在政府暂未将“金融茶”纳入期货管制的情况下,商家持有茶叶现货的情况以及商家的资产状况等不透明,买家很难准确判断交易的风险程度。因此,买家首先要充分意识到或将面临的交易风险,其次要收集相关证据,降低纠纷风险,增加胜诉机会。例如,尽量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好交易步骤、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交货时间、地点、质量标准、违约标准等等,并保留好相关的付款凭证。
邱恒榆律师认为,如果交易手续太粗糙、卖家的资产不足以承担相应责任,单靠信用维持,所谓的交易规则是不能保证交易安全的。
“这种炒买方式不是不受合同法保护,而是风险极大:一是,因为证据缺乏,导致维权失败;二是,即便胜诉后,往往跑路的商家没有足够的财产支付欠款,很容易导致胜诉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买家仍然是输家。”邱恒榆律师说。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张艳敏律师告诉记者,交易场所是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平等且透明交易机会、进行有序交易的平台,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公开性,需要依法规范管理,确保安全运行。从目前来看,部分普洱茶在某些交易场所已经呈现了期货的属性。很多茶还没出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市场预售价格,等到该款茶正式上市之时,其开盘价格有可能高于预售价格,也有可能低于预售价格,对于参与投资普洱茶“期货”的人来讲,已经背离了正常经销、消费需求。
张艳敏律师表示,对于此类交易场所,建议相关部门明确监管机构和职能,加强日常监管,做好交易场所统计监测、违规处理、风险处置等工作。
随后,记者电话就芳村市场的普洱“金融茶”现象咨询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称其不属于该机构的监管范围;致电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截至发稿前,电话始终无人接听。